世界与北京“脱钩”不易，全球经济戒中国之瘾恐代价高昂

澳大利亚的龙虾业者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到今年年初，他们捕获的龙虾中有95％运到了中国。 DAVID DARE PAR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人们长期担忧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随着新冠疫情加剧，许多国家正在试图减少与北京相关业务的接触。


日本已拨款22亿美元帮助企业将生产转出中国。欧洲贸易部长们强调了供应链多样化的必要性。包括澳大利亚和德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采取行动，阻止中国等国收购因疫情封锁而陷入困境的企业。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鹰派也继续敦促在经济上与北京“脱钩”。


但是，实际做出生产和销售的决定的是政府部门之外的公司，他们的考量要复杂许多。


戒中国之瘾并非易事。


尽管早期的新冠疫情不当处理破坏了其为世界生产及在世界范围内购买产品的能力，进一步暴露威权体制的缺陷并导致其加剧宣传战，中国的经济实力仍是避免全球持续衰退的最后希望。


“当这一切开始时，我们在想，我们还能去哪里？”西澳大利亚州第三代龙虾渔民费德勒·卡玛达(Fedele Camarda)说，该地区大部分的渔获都销往中国。“后来世界其他地方也受到了新冠病毒的侵害，而只有中国在逐渐恢复正常。”


“尽管只是一个市场，”他还说，“但它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为了了解企业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动势和风险，《纽约时报》分析了三个国家的三家严重依赖中国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在努力评估与中国分道扬镳的代价有多大，或者能否负担得起。


乞求回归：澳大利亚的龙虾渔船

三代岩虾业者。左起：费德勒·卡玛达；费德勒的父亲贾科莫·卡玛达；费德勒的儿子詹姆斯·卡玛达；以及费德勒的侄子杰克·卡玛达。 DAVID DARE PAR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世纪90年代，卡马尔达在澳大利亚西海岸捕捞龙虾，他的渔获最后会出现在许多国家的餐桌上。


新鲜龙虾去了日本。虾肉罐头去了美国。其余的则去了澳大利亚国内或者邻国市场。


但从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开始给活虾出更高的价格，并加大采购量。这带来澳大利亚龙虾产业对该市场近乎完全的依赖，以及一种自满情绪：到今年年初，澳大利亚95％的刺龙虾卖给了中国的销售商和餐馆。


“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讨论过解决这个问题的不同策略，”卡马尔达说。“就是没机会落实。”


而且，即使在1月25日对多样化的需求已成实锤之后，他们仍未付诸行动。


当时，因为疫情暴发，中国停止了龙虾的采购。官方关闭了出售新鲜肉类、蔬菜和海鲜的生鲜市场，这导致澳大利亚西海岸所有234艘龙虾船停止了捕捞。超过2000人没了工作。


澳大利亚的龙虾加工商试图快速实现市场多元化，给曾经合作过的每个国家的买家打电话，尝试恢复几十年前的老关系。行业协会请求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帮助——要求今年增加配额、延长捕捞季节，以及向公众直接出售产品的自由，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渔业管理部门的批准。


但这些并没有给卡马尔达带来太多好处。尽管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某些食品出口有所增加（例如巴西的鸡肉），但2、3、4月出海的捕捞船很少，产量不大。


卡马尔达大约一个月前才重新出海。他的公司海王星3号(Neptune 3)又开始接到来自中国的订单，价格大约是1月的一半。订单都不大，但是该行业已经统一了意见，试图重建与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寻找其他市场。


“即使价格低了，产品数量减少了，我们还是需要找到服务那个市场的办法，因为满足那个市场对我们来说是可行的，”行业协会西部岩虾(Western Rock Lobster)的会长马特·泰勒(Matt Taylor)说。
大约一个月前，仍然存在一个主要挑战：运输问题。由于承担了世界上大部分货物量的客机因停航而减少运输量，龙虾的供应链被打乱。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再次介入，这一次提供了约7000万澳元，补贴海产品出口的包机。


尽管有人呼吁强化自给自足、市场多元化和主权，以及中国的行动打击了大麦和牛肉的出口，但澳大利亚并没有离开中国市场。它正在为重回那个市场进行补贴。


不是救星：德国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减弱

照明设备商欧司朗和其他德国企业正在重新思考它们的供应链。 ANDREAS GEBERT/REUTERS


德国工业上次面临严重衰退时，缓解来自中国。中国经济的急剧增长以及对西方技术的渴求，帮助德国出口商从10年前的严重衰退中迅速恢复过来。


“我2008年跑了两个市场：中国和中东，”总部设在慕尼黑的全球最大照明设备企业之一欧司朗(Osram)的首席执行官奥拉夫·柏利恩(Olaf Berlien)说。


但他不指望中国的销售会再次拯救德国工业。


“中国仍是一个市场，”柏利恩说，“但不是一个成长型市场。”


甚至在新冠冠病毒疫情迫使中国采取隔离措施之前，欧司朗就已经不再看好中国。中国的汽车销量在经历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在2019年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与美国的贸易战。


问题是，没有其他市场可以取代中国作为世界增长引擎的地位。柏利恩说，印度有潜力，但那里的市场太乱。油价暴跌让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


欧司朗对中国期望的降低，反映出欧洲各地正在越来越多地怀疑在需要的时候转向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益处。今年4月，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Phil Hogan)呼吁就“战略自主意味着什么”展开讨论时，他呼应的是德国和法国官员的担忧。


欧司朗是一家为汽车和其他用途提供照明的公司，它不需要这种提醒。柏利恩说，欧司朗在中国有四家工厂，但由于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公司在马来西亚、德国和美国生产更高端的产品。


“中国不再是世界工厂，”他说。


柏利恩说，他的公司和其他德国企业已经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措施确保自己不受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比如每个零部件或原材料都有至少两家供应商。


他还说，虽然欧司朗没有减少在华业务的计划，但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企业加大寻找离本土更近的供应商的努力。


“我与德国的许多经理和首席执行官谈过，我们都正在学到的东西是，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物流和供应链，”柏利恩说。


“供应链非常分散、非常脆弱，”他补充说。“由于都面临价格压力，我们选择的是最便宜的供应商，不管它们在世界什么地方。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供应商认识不足。”


坚持到底：日本的豪华马桶

日本北九州市的东陶马桶制造厂。去年，中国占据了东陶海外销售额的一半。 SAKURA MURAKAMI/REUTERS


东陶生产中国暴发户特别想要的东西：带有加热座圈、温水喷嘴、造型别致的陶瓷主体和自动马桶盖的电子智能坐便器。


东陶是日本最大的马桶制造商，1985年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公司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随着中国的崛起也越来越大。去年，东陶海外销售额的一半来自中国，它在中国有七家工厂。


但即使在今年1、2月份，中国的隔离措施关闭了东陶的装配线，导致生产延误和收入损失之后，东陶也从未考虑过离开中国。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住房拥有率很高、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工人拥有东陶需要的技术技能。


“中国与日本很近，而且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东陶发言人阿部园子(Sonoko Abe)说。


高管们每天开会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能适应形势”，阿部女士说。尽管东陶在泰国和越南也有工厂，但公司没有试图转移生产，而是靠库存渠道。


其他的许多日本公司，即使有把目光转向别处的激励，也只是在缓慢地离开中国——如果它们有这种打算的话。


例如，日本的口罩制造商爱丽思(Iris Ohyama)在大连和苏州有为中国和日本市场生产商品的工厂。这家制造商正在利用政府的一些资助在日本开设新工厂生产线，以适应国内市场需求，并正在探索在法国和美国开设工厂的可能性。


但公司没有停止在中国生产的计划。“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市场非常重要，”该公司发言人木户敦子(Atsuko Kido)说。


中国市场目前也很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中国将是少数几个在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之一，而美国经济预计今年将收缩约6%，欧元区将收缩7.5%。


高盛(Goldman Sachs)驻东京的首席日本股票策略师凯希·松井(Kathy Matsui)说，在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时候，即便是那些反对中国政治的人也感到，他们需要中国经济来维持繁荣。


“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她说。“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


Makiko Inou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Damien Cave是《纽约时报》澳大利亚悉尼分社社长。他此前曾在墨西哥城、哈瓦那、贝鲁特和巴格达报道新闻。自2004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他还担任过国内新闻副主编、迈阿密分社社长和纽约市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damiencave。
Motoko Rich是《纽约时报》东京分社社长。她曾为时报报道包括房地产、经济、书籍和教育等话题的新闻。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Jack Ewing常驻法兰克福，主要撰写有关商业、银行、经济以及货币政策的议题，并就突发新闻事件供稿。此前他曾在法兰克福为《商业周刊杂志》工作十年，担任欧洲区编辑。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邓妍、杜然、Cindy Hao


本文转载自：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00615/china-decoupling/

不要绑架10亿人民，还生活在温饱问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