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分享我的北大同学吴喜之的文章

对在四川省得荣县工作与生活六年的回忆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生  吴喜之



1.从北京到高原

离开北京大学。作为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3级的力学专业学生，由于“文革”的影响，一直到1970年3月才和1964、1965级一同进行分配。国家计委下达的方案被控制北京大学的中南海警卫团8341部队的迟群、谢静宜推翻，重新搞了分配方案，将这批人发配下去。我和同班的沈琴婉被分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我们正在北京大学的陕西汉中分校（代号653），在分配时，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而且限期几天内离校。我们于是乘火车到成都，住在杜甫草堂，男女生的临时宿舍分别是草堂现在的“诗史堂”两侧的陈列室。

翻越二郎山来到康定。北京大学的22名、清华大学的4名大学毕业生，和四川美院、音乐学院附中的部分毕业生一起，在成都杜甫草堂集中居住了一阵之后，连人带行李被装上两辆装货的大卡车出发前往康定。第一天中午在大雨中的雅安吃了午饭，晚上在天全县过夜，第二天翻二郎山，当时没有隧道，必须从山顶翻越。上坡时经过森林和雪景，十分壮观。下山时，全部都是之字形弯曲折返的砂石路，非常险恶，一会儿，车停了。前面有一列军车停在那里，处理一辆翻滚下去的军车。我们看见几个军人用军大衣抬着什么上来，他们说，大衣里裹着的就是遇难战友的遗体。在山坡上，到处都是摔散的军车残留物。一路颠簸到了泸定，大家不顾疲劳下车看泸定桥。但这时司机拒绝前进，说是累了，要住在泸定，但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安排。于是北大学生何熙平[1][1]掏出两包牡丹牌香烟给每个司机，说了不少好话，才勉强继续前往康定。

在康定等待再分配。在康定，我们住在幼儿园占用的安觉寺地板上。据州分配办公室的领导（军人）邹定波称，甘孜州需要的人才是农、林、畜牧业和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而北大这批学生所学专业是哲学、国际政治、力学、中文、历史、计算数学、生物、地质、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学、物理等等。邹定波说：“老实说，我们并不需要你们这些人，但既然来了，就不能退回去了。”从自然环境、交通和生活便利来说，最好的当然是康定和泸定两县，但我们26个人显然不可能都留在这两地，后面还有四川本省的大学生要来，北大清华两校得作出榜样。后来，州分办声称要把我和沈琴婉分到石渠或者色达，我们怎么争辩似乎都不起什么效果。

在康定，大部分临街房子都是歪歪斜斜的板壁房子，据说很抗震。我还曾经在纵贯全城的河里洗东西，最终手冻得麻木失去知觉，才意识到这是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而当地人都在街上的井中挑水用。由于海拔较高及没有光污染，和大城市比较，康定更容易观测星象，一天夜里，北大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同学聂永泰[2][2]把我们叫起来，原来天上有颗很亮的彗星。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一直没有报道这颗彗星，后来才知道，这是班尼特彗星，又称为1970年大彗星，下一次再出现的时间是一千六百多年后的3648年。

选择到得荣。有一天，一个军人来到学生驻地，和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大学生聊天，说他是得荣县的，并且介绍了得荣县的气候、地理环境和交通经济状况等情况。他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去得荣县。我想，要长期居住，还是到海拔低些，气候温和的地方较好，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折磨，我很期望在一个天高皇帝远并且适宜居住的地方生活，而得荣县是比较理想的。于是，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军人是得荣县委书记，县武装部政委赵国俊，和那些把大学生当成当然“敌对势力”的“御林军”（8341部队）的傲慢军人相比，赵国俊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十分尊敬的。当时，除了吴喜之和沈琴婉之外，北大65级历史系的程积俊和丁秋云也同意去得荣县工作。虽然分配到甘孜州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但我觉得，到得荣县工作的选择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好决定，从来也没有后悔过。

从康定到乡城。过了几天，我们四个人及四川美院附中的余志强，同得荣县在康定开会的得荣县一干人乘一辆包车前往乡城。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些得荣县的人是在学习上面下达的关于得荣县两派联合的文件之后回得荣的。在翻高尔寺山时，云层突然遮住了蓝天，纷纷扬扬下了大雪，我们才意识到高原气候的多变。我们在雅江住了一晚上，看到雅砻江中漂流的许多木材，心想这种漂流会损失多少木材呀！到理塘之前，汽车在高原草甸中停了一阵，看着那广阔而又平坦的原野，河流无拘无束地流着，深感这个未受任何人工雕琢的世界所展示的自由。因为有人（包括司机）吃了高原的鱼而坏了肚子，我们在理塘住了两晚上。这时，高原缺氧使我觉得是像生病一样乏力，但还是到处走了走。在离开理塘之后的一个下坡处，又遇到密集的大雪，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无法识别道路。于是，王遂知和程积俊等三人下车，走在前面，让司机跟着他们的身影前进。好在很快下降到了无雪的地方，又继续正常行驶。到了乡城。我们住在招待所等待马帮去得荣。当时由于回得荣的人很多，我们在乡城呆了好些天。在乡城，我们见到许多由于两派争斗离开得荣到乡城避难的一派。这些人之中有很多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军人和老干部，他们的经历很令人尊敬。我记得有一次到兰玉峰的住所拜访，他自嘲地说，他每生一个孩子，等于工资降一级，十分幽默。后来一只掉到厕所的狗跑进来，到处乱钻，众人躲避不赢。所有这些天我与之打交道的人都很可爱，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派。很多人对于我们从北京来到高原表示感慨。我觉得，“文革”中群众之间的分派和争斗，完全是中央造成的，应该由上面负责，但很不幸的是，恰恰是普通的无辜百姓，承担了中央一些人所犯罪行的一切后果。

从乡城到得荣。终于等到一个马帮（牲口大多是驴子）可以带我们进得荣，于是吴喜之、沈琴婉、程积俊、丁秋云与藏族女干部扎工、向秋一路向得荣进发。在翻马鞍山时，我第一次见到未受干预的原始森林，深感大自然的无比魅力，真不愿意走出这个美丽的森林。第一站是青打。青打在一条清澈见底的河边（玛曲），安静而恬美。晚上在星光之下的藏房屋顶睡了一夜，感觉心旷神怡。这个地方如此难忘，以后四十多年，直到现在，每当人们问我最想在什么地方居住，我的头脑就显现出青打的印象。离开青打之后，又要在白松山上露宿。刚把塑料布铺在地上，天就下雨，我们只好顶着塑料布等着雨停，雨停后又在大地上重新铺床过夜。当我见到得荣第一眼时，就觉得这和我想象的一样，这将成为我近6年的家。到达得荣之后不久，一些四川的大学毕业生也陆续到来，而且还有两个北大物理系63级的学生马庆智和瞿定也跟着到来，他们晚到是因为回家了（分配时，我们被告知不准回家，可见当时各个系军宣队的规矩之不同），而他们之所以到得荣，也是州分办的人说有四个北大的已经去得荣了，他们才跟踪而来。北京来的人还有北京农机学院（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的一部分）的63级的陶锡琪和65级的邹卫红（原名邹富才），他们在学校中都被当成“反革命”挨整过。其实，这些学生分到甘孜州或多或少都由于家庭或本人的某些原因作为惩罚而被御林军“发配”来的。

2.在高原的头几个月

第一次下乡。到得荣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就被派到乡下做上面关于两派联合的红头文件的宣传，我被派到古学区，当时的宣传组长是县武装部的军官扎西却培，还有两个县中队的士兵一起。在去古学的路上，曾经参加过大比武的扎西却培用他佩戴的54式手枪首枪命中河对岸几百米外的一只盘羊，我带着绳索游泳过河，从半山坡拖下盘羊，把绳索绑上，他们把羊拖过河，我又游回去，和大家一同走，作为对我的奖赏，我还头一次骑了马。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定曲中游泳，我也没有见过别人在定曲中游过泳。还没到古学时，看到有一人在河边钩鱼，后来知道这就是古学的秘书彭耀恭，后来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到古学后，这只盘羊让大家吃了好几天，但是，这只羊太老，一直到吃完我也觉得没有煮烂。在古学区，我见到了区长邹广新和他夫人，还有银行的李龙玉、学校的蒋品、刘朝祥和次仁木、医生高松年及其夫人等。在那里，区政府所在地是一个有至少三层的一个大藏房，窗户不大，没有玻璃，是木头的，关上窗户屋里就很黑，苍蝇再多也不在黑处飞，因此睡午觉不会受到苍蝇的打扰。

自我下放劳动。从古学回到松麦没有多久，得知我们几个被分到各个乡当乡文书。我们做了些无用的争辩，领导强调说，我们需要到基层锻炼。我们觉得，要锻炼就要彻底，于是，吴喜之、沈琴婉、程积俊、丁秋云、马庆智、瞿定和余志强就没有请示，决定到我去过的古学区所在的农村劳动。为了不惊动别人，我们五人背着行李晚上离开松麦，在奔都河边的学校的教室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来到古学，到古学区所在的农村住下。四个男生住在老乡家里，三个女生借住在银行的空房间里。在老乡家地板上的头一夜，我们四个男生中的马庆智一夜没有睡着，抓了一百多个臭虫，后来洒了很多敌敌畏，才没有了臭虫的打扰，由于撒了太多的药，很长一段时间，落到地板的苍蝇都要被毒死。头一天，我们就给县里打电话告诉我们自己决定的“自我下放劳动”的事实，县里领导对我们的“非组织行动”震怒，命令我们回去，但我们断然拒绝了。在农村，每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虽然辛苦，但十分愉快，高原的烈日把我们晒得黝黑，但听着一同劳动的藏族姑娘发自内心的纯粹自然的歌声，觉得比任何歌剧院的演出更加动听。每天我还用那种很粗的木桶从水源地背水，沿着一根园木刻出来的楼梯上下楼，把老乡家里的水池灌满。在背水的一开始，一不小心就会灌一脖子水，而且那种独木楼梯还可能滚动，实践多了，这种背水就得心应手了。在我们劳动的其间，发生了蒋品女儿和同伴玩耍时被滚石伤害而最终在奔子栏由于麻药过敏去世的不幸事件。后来，县领导把我们一个一个先后招回县上，分配了具体单位。

大学生们分配的工作。后来，程积俊分在县委，吴喜之分配建水电站，沈琴婉分在广播站，马庆智分在农牧局，余志强在文化馆，丁秋云和瞿定在城小教书。1971年水电厂成立，第一任厂长是赵相臣，会计是李凤鸣，还有成都工学院毕业的周子俊、干部斯朗顿珠、本县干部子弟月登降错、吴宏康、廖纯、许哲康。后来，甲哇当水电厂厂长，会计为许永清，甲哇夫人嘎玛曲珍为保管员，其他人员也有所变动。广播站还有杨明清、康成富、洛绒，领导是降巴。分在农牧局水利队的还有邹卫红。陶锡琪好像分在日雨区。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干部级别，第二年转正后皆为行政22级。



3.1970年代的得荣

交通。得荣县不通公路，尽管1972年出版的地图册标明得荣县南北两头都通了公路，但实际上公路连个影子也没有。要到康定，必须走几天到乡城（出差的路途补助是4天），然后等一个星期一次的到康定的班车，如果买到票，要经过稻城的桑堆、理塘、雅江才到康定，在没有泥石流或雪封山的情况下，要4天才能到达。在得荣县内，当然也只能是走路，如果从松麦到鱼波，走的快可以两天走到，但一般不会那么赶，规定给4天的路途补助。

邮电。我刚到得荣县时，得荣县和外界通讯就靠无线电报，如同现在影视中间谍使用的按键电报一样。而且，当我到达得荣县的一个月内，即使是这种无线电报也出了故障，只能收不能发。我接到了家里来的问平安的电报，结果无法回电，最后托便人到云南奔子栏发了电报，但这却增加了我家人的怀疑和担心：怎么会是云南的电报？得荣县里各区之间有手摇电话相连接，而电话线是8号铁丝（所谓“八号铅丝”）架在电线杆子上而成。得荣县到县外的电话线一直到数年后才修通。任何到乡下的通知或信息，都通过一些专职的“通讯员”徒步传递。最远的地方要几天才能传到。得荣县的来往邮件全部通过马帮，但邮电局自己的马帮不够用，常常需要雇其他的马帮。报刊经常一来就是一两个星期的，都是一两周之前出版的，信件在路上耽误很久。我离开得荣县时寄到天津的一个包裹，整整六个月后才到达。由于得荣县互相都认识，给我打电报只要写“得荣县吴喜之”即可收到，不用街道名称及门牌（得荣没有街道名字和门牌）号码或单位名称。

商业和生活。得荣县没有商店，仅有卖东西的地方是商业局和粮食局，商业局通常下午只开一会儿门。最热闹的时候是商业局的十几头骡子组成的马帮的到来，这意味着运进来新的商品，而且商业局就要开门售货了。其马帮到来后的商业局开门时，全县的一切公私活动都似乎停止了，商业局门口聚集了许多人，或者是看有什么东西卖，或者是为了凑热闹，因为得荣除了有时放映大家看了无数遍的老电影之外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商业局卖的东西大都是外面运来的，有时也组织一些本地货。但诸如鸡蛋等都是人们从老乡手里直接买。当时送到县里的鸡蛋是5分钱一个，在乡下是4分钱一个。由于当地老乡没有种蔬菜的习惯，自己开伙的干部都开有菜地，浇水上肥是家家户户的日常作业。和其他干部一样，我们养了一些鸡，在对岸河边石头中开了一小块地来种菜。我是第一个到县医院厕所挑粪作为菜地肥料的人。后来其他人也效仿。后来县政府也开了菜地，供应县伙食团。当然，大多数家庭都养鸡，全部都是散养。和全国各地一样，许多东西都定量，比如粮食，布匹，肉，清油（植物油）和酥油等。由于有酥油，所以基本上不缺食用油；而布票通常都用不完，不仅仅是这里定量比内地多，而且由于许多老乡没钱买衣服，往往就用布票和干部换旧衣服。县里只有一个自己烫了波浪式发式的理发匠，但多数干部都互相理发。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没有找过理发匠。得荣县除了以窦承国为司务长的县革委食堂之外，没有任何饭馆。根本没有下馆子一说。仅有的旅馆是县委招待所。除了地质队之外，招待所没有得荣县外来的客人。

学校和医疗卫生。得荣县没有中学，最高学府是得荣县城关小学。后来城小成立了初中班，我曾经在初中班教过一段物理课，当年的学生一些已经到了甘孜州的领导岗位，现在也快要接近退休年龄了。城小的多数乡下学生都住校，自己做饭。而各个区的小学都很简陋，学生不多，老师要同时教几个年级的学生，还要做饭看孩子，辛苦而又自由。

医疗条件虽然艰苦（没有电，没有好的设备），但医生是第一流的。比如四川医学院毕业的黄垂林，动过大量的手术，感染率远远低于成都的大医院。当然这可能和高原地区的细菌稀少有关，但黄垂林的医术确实很优秀。他努力学习，我曾经为他买过多本英文的医学书籍，除了专业精神之外，黄垂林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多次为病人输自己的血。有一次寒冬动手术，用很多炭火炉取暖，包括张映雪在内的医务人员一个个都由于一氧化碳中毒倒下，但黄垂林还是完成了手术。在乡下，许多医生也是和老乡打成一片，同吃同住，有的比藏族还像藏族。藏族老乡对于医生都是非常爱戴的。

城市面貌。得荣县城所在的松麦是在一个山谷的一个冲积扇上，根本不像个城市，县城总人口和面积远远不足北方的一个大村子。但又不像村子，因为有各种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这里没有任何一条像样的道路。冲积扇的上端有武装部、县中队、气象站等。从古学南来的“大道”就从冲积扇的上面进入县城。纵贯城中的主路是一条冲积扇中央的水沟及两旁边的空地。该水沟只有下雨时才有水。该“大路”两边是文化馆、商业局、粮食局、政府、县委、银行、公安局、法院等，大路尽头是得荣县唯一的一座木桥，走在上面有些摇晃。河对面下游（南部）是邮电局、学校、医院、新华书店，对岸上游（北面）是农牧局以及去乡城巴塘方面的“大道”。在纵贯全县的冲积扇水沟大路两边，通常会有许多鸡和猪在觅食。每当早晨和黄昏，外出和回家的羊群就经过这条大路。当时经常有支持中央某某决策的大标语贴在墙上，这些用糌粑粘在墙上的标语就成为山羊回圈前的美餐。晚上该大路两边，一些马帮把牲口拴在旁边休息过夜。这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干打垒的墙壁，有些房子涂了白灰，有的没有。人们喝水或者在定曲中取水或者在冲积扇上面取泉水的。雨季河水浑浊不能用，则都到上面泉水处取水。一般家家都有扁担和水桶，以挑水用。藏族老乡不习惯挑水，大都是背水到家。因为松麦是在一个冲积扇上，因此有泥石流的危险，在我离开得荣之后，一次泥石流夺去了一些生命。

风土人情。得荣县的民风淳朴、好客。无论到任何老乡家里，他们都会请你喝茶，吃饭，你给不给钱和粮票都没有关系。如果你需要，总是可以住宿。当地的藏族男同胞中很多腰中都挂有精美的短刀，还有许多背着明火枪，这些明火枪都是17和18世纪初欧洲战争中用的枪或者类似物。藏族同胞喜欢用枪打猎。除了军队干部之外，一些领导干部和公检法干部喜欢背着军用手枪，与其说是防身，不如说是为了打猎。得荣的治安很好，也没有多少猛兽，根本不用武器来防身。虽然有豹子、熊和狼，但我最多见只过熊的粪便。倒是在野外见过獐子、盘羊、青羊、马鸡等动物。那时麝香也就十元左右一个，而虫草则是一分钱一根。这里藏族兄弟不分家，父母和子女也不分家。绝对不存在西方和汉族地区分家的痛苦和财产的争夺。有时几兄弟找一个女性作为他们的共同妻子，有时姐妹几人找一个男性做她们的共同丈夫。由于没有个人的床位和房间，男女老少大家都睡在一间屋的地板上（当然各自相对于火塘的位置不同），没有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的互为专有财产的那种概念。也很少有妒忌和猜疑。所有的人都爱自己的母亲，父亲则远没有母亲那么重要。藏族地区绝对见不到基督教世界以及汉族地区所具有的对私生子的歧视。无论父母是谁，大家都很平等。这里的生活非常自然和谐。以基督教或者以孔夫子为基础的道德观念在这里并不起主导作用，有的是完全自然的社会风气。我在古学时，一同劳动的有一个觉母，她还是剃着光头，披着长袍，但却有着两个孩子，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孩子肯定会爱她，会为她养老，她肯定会因此感到幸福和安慰。藏族妇女不像一些汉族妇女那样自怜自爱、弱不禁风。古学有一个妇女生产队长，怀了孩子，上山砍柴，结果在山上生了孩子，最后她抱着孩子，背着砍到的一百斤柴火，回到家中。我曾经多次说过，如果还能够投胎，我愿意投胎成为一个藏族，生活在大自然的神圣与和谐之中。

4.和建水电站有关的工作

得荣县当时为全国仅有的两个“无电县”之一。得荣县没有电，县城里一般都点煤油灯，而乡下多是松明子，即饱含松香的松木。当时得荣县是全国仅有的两个无电县之一，另一个是西藏的墨脱县。县里仅有的发电设备仅有广播站和电影队（可能还有邮电局）的便携式汽油发电机。

水电站建设过程概述。1970-1975年：水工部分，土木工程等；1972-1975年：运输及安装水轮泵等，运输水轮机变压器等设备；1974年-1975年：架设输电设备，包括输电线，变压器等；1975年8月：水轮泵发电，得荣县第一次有了大范围照明。1976年初我离开后，得荣县又安装两台江北县农机厂制造的水轮机发电，用电力支持了现在鱼根电站的建成。由于没有公路，运输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每一个大型设备的运输都经过数月甚至一年多的时间，人员又要做县里各种其他工作，这个电站的经历是当时其他地方和目前的年轻一代不可想象的。

水渠勘探和施工。作为准备，1970年吴喜之从当时在得荣的706物探队那里学习了如何使用水平仪进行测量。然后全程参与了当时水电厂的水渠勘探和设计。后来又和其他员工一起参与了水渠的施工。管理民工是很重要的工作。当时民工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得荣县本地的男女民工，他们性格温和，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很是愉快。休息时，互相抓虱子，说笑。他们喜欢当计时工，按天给钱，虽然挣钱不多，但没有压力。另一些民工来自茨巫（当时属于巴塘县），多为男性，他们强悍努力，干活效率高，愿意领计件工资。这两种民工反映了两地不同的民风。民工领报酬都是若干人一起领，他们把领来的钱你一张我一张地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拿一样多的同样票子，最终分不开的就拿去买酒一起喝，很是公平。当然，水电施工除了水渠施工之外，还包括上山砍树，烧石灰，盖厂房和办公用房，炸石头，竖电线杆子，架设输电线和变压器，室内布线，从外地抬电站和输电所需各种物资，还包括把羊肠小路稍作改造使得大型设备可以多人抬入，等等。各种施工从1970年就开始，一直到1975年8月水电站开始第一次发电。当时我实际主要负责的是水渠的设计和施工，内外线的架设等等，而电机和设备的安装主要是周子俊负责完成。周子俊是得荣县难得的非常负责、诚实而且认真的人，从来不会搞关系和说奉承话。很难想象，没有周子俊，得荣县的水电事业会是什么样。

出差。我在1971年初曾经到凉山州的雷波县参加了四川省小水电会议（见附件），来去除了汽车和火车外，仅步行就将近三百公里。还和周子俊去泸定，乡城，奔子栏等地。周子俊还去了当时为得荣制造配件的德钦县。我在1972年，被派去到重庆江北县农机厂运回定做的两台水轮机，要通过船、火车、汽车等数次转运才能到达奔子栏。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一开始水轮机还没有准备好，后来又要找到船把水轮机从江北县的鱼嘴运到重庆火车货运站，然后，要耐心等待火车车皮把水轮机运到广通，在广通又要找到卡车把水轮机运到丽江，最终运到奔子栏。我费了数月的时间，才把设备运到丽江，后来是县里其他干部在丽江接替我把水轮机运到奔子栏。最终，这个水轮机通过修理过的小路被很多民工抬回县上。由于需要建设厂房及制造和安装压力水管，这两台水轮机在运到后几年才发挥作用。

线路的架设。得荣水电站到县城的距离要求架设高压线，两端分别用变压器与发电机或用户相连。当时的电线都是钢芯铝绞线，电杆都是山上伐下来的杉木，十分沉重。把这些电杆放到位，以及在坚硬的砂石地面挖坑、埋杆都很不容易。电杆立起之后的架线也是一个累人的工作。位于水电站的变压器离地面不远，还比较好放置，但在县里商业局附近的变压器的设立就有些戏剧性。变压器所用的电杆是所有电杆中最粗的最重的。由于没有吊车，必须把变压器先装到电杆上再竖起电杆，在碎石地上挖坑已经很困难，竖起沉重的带有变压器的电杆更是麻烦。最终动员了很多干部拉着数条绳子，大家吆喝着，几经令人揪心的起落，终于把电杆立起。从这个电杆又设立了通向各个单位和住家的由许多电杆组成的输电线路，至此外线已经基本建成，这已经是1975年初了。一般来说，内部架线由用户负责，但我也参加了一些单位的内部布线。很多人自己架设的内部线路不合格。有些家电灯开关没有安对，和短路无异。在第一次通电时，由于短路及没有保险丝，使得全县有一相线没有电，另外两相电压达到380伏。后来我爬到电线杆子上逐线检查电流，最终把异常的电线剪断，全县电灯马上就正常了。为此差点挨甲哇的一个亲戚（由于他家的电线被剪）的一顿揍，幸亏被甲哇劝阻。这样1975年8月的一天，得荣终于通过水轮泵发电磕磕碰碰地结束了无电县的历史。

5.整建人民公社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各个单位的干部还不时被安排去做“中心工作”，一般参加“中心工作”的干部都必须放下本职工作。除了1970年下乡宣传上面红头文件之外，还经常有其他“中心工作”，最典型的就是“整建社”。在1973年底和1974年初的那个冬天，由于藏族地区的农村还只有合作社，没有成立如同内地一样的人民公社，上面决定整顿原先的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称为“整建社”。得荣县的整建社至少进行了两期。吴喜之作为工作队秘书参加了在日雨区劳动乡进行的为期半年的第一期整建社工作。当时和吴喜之住在一间屋子的是李宏亮和杜咏志，工作队长是易启福，当时劳动乡的医生是何庆环，乡党委书记为洛绒西饶，参加劳动乡整建社的还有热打拉措等干部。马庆智、程积俊分别参与了日龙乡和斯扎乡的“整建社”，沈琴婉参加了第二期的民主乡的整建社。

在整建社过程中，大家都注意到了集体生产的弊病。当时， “地主”、“富农”及“地富子女”不许入合作社，而且他们的地也分得最次，房子也不好，但由于是个体经济，相当于个体承包，庄稼长得比合作社的好得多。几乎所有的干部都看到了这一点，都知道集体经济的问题，但上命不可违，一定要建立现在已经证明失败而取消的人民公社。由于整建社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对于“地富分子”及“子女”以及对“叛乱分子家属”的极左政策和做法等等。我和其他同志，包括工作队长易启福都或明或暗地试图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减轻这些极左的政策的影响。但是，这在当时全国的极左的政治气氛中非常困难。1974年初，中央又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在整建社中必须推行。本来孔子对藏族地区根本没有影响，进行批判就更加莫名其妙。在应付“批林批孔”运动上，大家费了不少脑筋。

在劳动乡整建社的时候，我两次去最远的鱼波，还去了雪堆，尼中，宗绒，张仁等村子。在寒冬季节，我居然在张仁（还是宗绒？）看到了一株开满黄花的腊梅。在得荣县其他地方从未见过。整建社中我多次来往于松麦和劳动乡之间，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在雪天翻过浪中垭口时见到远处的梅里雪山突起在起伏的美丽群山中的情景。在寝室里，听李宏亮讲故事以及杜咏志对其故事的幽默点评又是一大乐事。李宏亮参加过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藏区的武工队，经历十分丰富，故事颇多。就是因为这些故事，他多次挨整，但他生性乐观，还是不厌其烦地讲述。从他那里，我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6.测量农村水渠

1974年开始，邹卫红由于健康原因不能正常工作，水利队需要有人顶替他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邹卫红在得荣县水利队工作得十分认真，跑遍了得荣县的山山水水，对县里的水利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在北京农机学院曾经作为“反革命”受到过批判斗争，肯定精神受到刺激，再加上在得荣县受到一些歧视，他病情逐渐恶化。为此，我代替他在民主乡和八日的一些村庄进行了灌溉水渠的勘探工作，测量时，帮助计算和翻译的是红武，水利队的珠珠也参加了测量。首先在民主乡测量的是从莫木泉水经过奔都山上到四郎山上的一条水渠。其间，区委书记阿珠也参与了我们的勘探。晚上我和阿珠睡在莫木老乡房顶放粮草的棚子下。天不时下雨，晚上雨水溅得头发湿透。我们还在树林里面露宿过，半夜听着动物在树林里跑动的声音。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与神圣的大自然相伴，使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想的。这条水渠后来成功通水，但据说现在已经不用了。后来又在俄木学测量另一条水渠，由于必须经过难以通过的悬崖，这条水渠测量之后决定不修。另一次测量水渠是在八日乡，这是我测量的最艰苦的水渠。我们住在只有一两户人家的一个村子（好象是亚岗）里，那里生活用水只有一个滴水的石头缝，下面一个木槽接水，就靠这些水来维持这两家的生活。我在那里的整个时间，不但没有洗脸，连碗也没有洗过。那里计划中的水渠路程很长，途中荆棘丛生，地形险恶，我在整个过程中，一条新的的确良咔叽裤子被荆棘划成一条一条的，无法遮体，回县之前到八日乡张学德医生那里讨了一些胶布把裤子粘到一起，才“体面”地通过白顶村回县。虽然艰苦，在八日乡测量过程中受到同行的藏族同胞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记得有一次，他们煮了一只鸡，全都不吃，要看着我一个人吃完。还有一次，一个乡干部在我休息时把我的鞋偷偷拿出去洗净。

7.学习本专业的知识

除了为本职工作而学习水电方面的知识之外，在任何时候，我都设法弥补我在“文革”时失去的学习机会。当时我是得荣县唯一找木匠定做了一放在家里的书架的人,书架上放满了我们带来的及家里寄来的各种专业书籍。我一直抓紧时间自学各种大学的课程，并且开始学习英语（我原先学的是俄语）。每天晚上都学习到很晚。虽然并不知道这些努力是否有任何意义，但一直没有间断。我的窗外是马帮拴牲口的地方。每天晚上，听着外面骡马脖子上的铃铛响，却在油灯下做英文的剑桥数学教材中的习题，现在想来还觉得是一种很独特又不易描述的情景。即使在整建社的过程中，在出差的过程中，都不时地抽空学习。这些学习为我后来到大学教书，到美国念博士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很多人后来问我，什么是我学习的动力。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8.后话

在我离开得荣之前，丁秋云和外面一个单位的人结婚之后调出了得荣县，瞿定也调出了得荣县。我和沈琴婉于1976年初离开得荣县调往天津。程积俊后来调到新疆，马庆智在北京大学“回炉”时离开了得荣县，余志强两次考大学成绩都很好，但都因为各种人为因素没有上成，最后还是考研究生回到了重庆美术学院。在这些人中，程积俊先到新疆奎屯，又调到伊宁的伊犁州党校工作，后来听说得了癌症，继而失去联系，我2009年去伊宁也没有打听到结果，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丁秋云自从离开得荣后便失去联系。马庆智后来在北京信息工程学院教书，退休后于2012年三月份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妻子樊熙玉曾经是得荣县医院的护士，退休时是北京信息工程学院校医院护士。瞿定后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也已经退休。余志强在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授，现在已经从该院退休，但又被聘到绵阳的一个学校当教授。沈琴婉退休时是天津南开大学信息学院的教授。我吴喜之先在南开大学教书，后来成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统计系第一个中国大陆博士生，得到博士学位之后的二三十年先后在美国的四所大学和中国的许多大学教过书，2010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退休，是中国第一个退休的留美统计博士。

在得荣县的经历对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永远忘不了在那里奋斗过的各族干部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以及神奇美丽的土地。在我们这批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离开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再来这里长期工作。



附录

雷波小水电会议。1971年春节刚过，县里突然通知我去凉山州的雷波开四川省小水电会议，而通知时据开会时间只有7天时间！第二天我马上出发。我穿了一件由我妈妈旧中式棉袄改的黑棉衣，戴了一个自制的假军帽，背了一个挎包，开了一张“沿途军警予以放行”的路条，就出发了。我计划的路线是7天走完下面路程：得荣县城－古学－奔子栏－中甸县（现在的香格里拉）－下关市（现在的大理市）－楚雄县－广通－西昌县－昭觉县－雷波县。其实我从来也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最远就是古学了。有些地方，比如广通之后的地方，只是听说，县上还没有人走过；而且，这些地方在地图上也没有都标明。上面的路线只有走过之后才变得清晰。目前，我只有边走边问了。头一天晚上到了古学休息。第二天就开始走完全陌生的路了，一路上除了一个浑浊的牛滚凼之外，也没有水喝。后来终于在高处看到定曲进入金沙江的地方，看到墨绿色的定曲融入了浅绿色的金沙江，以及对面云南省的山。山和甘孜州的一样，都是干旱的横断山脉，但我却是头一次见到云南省。拐了一两个小弯，就看见金沙江那边德钦县的公路了。我走下坡，来到金沙江边。金沙江比定曲宽得多，水流也相对缓些。我找到渡船。这是一只由一个人操纵的大木船，不靠人力，而是靠一根连接两岸的钢索往来，船上有一个环，套着钢索，利用金沙江水的动力以及船和水的角度，按照力学原理，船可以来往于两岸。我就成为唯一的乘客，渡过了金沙江，来到了听了无数遍的只有一两排房子沿着土石公路的的奔子栏。由于白马雪山道路冬天封山，客车停开，我只有拦截货车。当天我多次拦车无果，只好住下。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听到汽车响，我过去打听，司机说去下关，我说好，但驾驶室已经客满，我只好和两三个藏族老乡上到没有顶棚的卡车厢上面。冬天凌晨在高原乘敞篷卡车的几小时旅行把我彻底冻僵。天刚亮，我们暂时停在中甸旅馆门口，我觉得我快要冻死了，不能再继续旅行，我进入旅馆，莫名其妙地就进入到厨房，用冻僵的嘴唇断断续续吐出“有…热…的…吃…吗”几个字，他们正好有刚出笼的热腾腾的豆腐包子，我拿来就吃，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

从饥寒交迫中活了出来，又得考虑行程。还剩下4天半时间，中甸只有到丽江的班车，当天到丽江班车已经走了，如果乘第二天到丽江的班车（再绕出来）就来不及了。只有再拦车。运气很好，终于又遇到一个开往昆明的车队，乘上了一个李师傅的驾驶室，当晚在剑川过夜。第二天到了下关（现在的大理）。一路上越走风景越美，真是一种享受。由于该车队在下关要修整，于是我告别了他们，买了第二天到广通的客车票，住进了每天四毛五的风城旅馆。第二天我在客车上听说客车要在楚雄过夜，第二天到广通（广通半夜才有到西昌的火车，但我必须后天到雷波！），于是我到了楚雄，算了一下时间，决定独自走完楚雄到广通的36公里，以赶上当晚半夜到西昌的火车。结果，这36公里是在雨中走完的，由于没有雨具，浑身湿透；在漆黑的云南乡下，渴了，喝路边流淌的泥水，饿了就吃些在下关买的糖果。到广通已经半夜，居然买到当夜一点钟开往成都快车的上铺票[3][3]。第二天一早，火车一到西昌，我马上去汽车站，到昭觉（当时凉山州首府）的客车已经客满，于是，我央求司机，说我要去雷波开会，结果那个司机（也姓李）让我上去，但我必须站着，而客车顶棚比我矮几乎一个头。就这样窝囊地站到昭觉，找到州革委，终于安顿下来，第二天，昭觉在下雪，坐州革委包的班车去雷波，还是那个李司机开的车（他家在雷波）。由于雪天路滑，车轮打滑，李司机紧张万分，浑身是汗，但终于安全到达，使我成功地在7天按时赶到了雷波。

这次开会也主要是拉练参观雷波的小水电站，要步行很多路，但对我来说不成问题，只是苦了那些四川其他地方来的代表。在那里，除了饱餐久违的蔬菜之外，还了解了彝族地区的各种情况（不限于小水电），很长见识。会后，我又原路赶回，乘火车和汽车走的是雷波-昭觉-西昌-楚雄-下关-丽江-中甸。但到了中甸之后，又同样有找车问题，连续几天都找不到往奔子栏的车子，于是决定步行回得荣。和两个剑川白族木匠作伴，步行沿公路走到奔子栏，中途在尼西道班住了一夜。最后还是经过古学回到松麦。

回县之后，除了县革委的负责报销的会计之外，没有人关心这个小水电会议的任何事情。因此，这次开会经历完全是我自己对自己挑战的一次经历。后来才知道，由于交通不便，得荣县为了应付上面会议，经常让一个干部在外面接连开若干会议，又省时间又省经费。说实话，很多会议都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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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统计学院的元老啊，可惜已经退休了，没上过他的课

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贴在统计版？

小K 发表于 2013-10-5 10:38
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贴在统计版？

吴老是我个人很敬仰的一位统计大家，这是他的一篇（回忆录？）  我觉得老人家一生的经历亦或是想法，可以给我们统计人提供无论是内心还是事业上的一些指导，所以就贴上来了。 个人愚见
是不是我贴错版面了？

统计学家写文章也像算术一样。如果是杨绛来写会很美吧。

小K 发表于 2013-10-5 10:38
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贴在统计版？

也算是国内统计届的带头人啦

听过他的讲座，感觉超级和善的一位老人家~

对了，貌似和berkley统计系的bing yu 有亲戚关系。。我们老师课上说的

有幸上过吴大神的一门课~~~是我喜欢的老头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