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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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belief或者expectation都是时间的函数,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当下信息集的扩充变化。因此所谓预测未来,大都是基于当下能够获得信息进行决策。当然,更进一步的模型考虑了各种各样的shock,力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分类,然后基于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关的策略,面对未来才会毫不慌乱。
关于解决方案,我承认在过去的思考中我没有得出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所以也不会试着马上就去编纂一些质量参差不齐的方案,这样子我觉得是拉低了文章的水平。
但我想另外说的是,这篇文章其实基本是基于我五年前刚上本科的时候和学院教授还有研讨会成员交流的结果,所以你会发现我引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五年前的。很自豪地说,我当时对短中长期的预测全中,我下面就说说更多的思考吧。
债务问题方面,恒大作为高杠杆企业的代表已经暴雷,如果没有政府救济,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在我看来,这其实只是地方政府资金链和债务问题暴露的前奏,因为过去的几十年中,地方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土地业务。实际上,地方政府也没有太多选择,荣基总理的分税制改革让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土地财政。而承担地方政府业务的乙方就是房地产企业,恒大因为许的足球政治便是这一业务的宠儿。而恒大这样明星企业一旦破产,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相继暴露,这不是地方政府能不能继续扶持新的房地产企业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能不能继续土地财政,能不能还上那以土地财政为抵押透支未来几十年借的天量债务的利息的问题。当然,我们的政府手段会很强力,会有办法以超出市场的手段解决债务,但代价是什么?继续掠之于民,还是向外扩张市场?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代价都会很大。
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我认为过去中国腾飞的关键在于加入了国家市场,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里面出口起到了最大的作用,支撑起了过去几十年的辉煌。但投资和消费的重要性被认识到的太晚,我觉得是对于举国体制这样超出市场的调节方式的迷信导致的。我看到有一位读者的回复是“而且在共产党专政下对于资源的配置会更好。比如两弹一星,航天,军工等科技成果,都是在投入较小资金的条件下完成的。”我觉得这里就可以回答一下这样的迷信。首先,两弹一星、航天、军工都是“有“和”无”比较重要的产业:中国64年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当量2.2万吨TNT,苏联61年沙皇氢弹5000万吨TNT;中国03年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发射,美国61年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发射;中国五代机歼20于17年服役,美国五代机F22于05年服役;但我们不会说中国在这些领域落后太多,因为只要有了就可以达成目的。然而,我谈论的研发和扩张特别重要的都是商业领域,从来都不是看重“有”和“无”的产业,是看优势有多大的产业,这些产业才能显著的提升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如芯片,商业航天等等绝对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产业。如果说中国举国之力量产出来了2000年水平的芯片,能够在2021年的市场上同对手竞争吗?至于国内优秀的互联网行业能不能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上游攫取足够的利润带领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那就见仁见智了。
人口问题,首先明确一点,人口拐点已经出现了,这不是马上调整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其次,生育政策放开可不是21年才刚刚放开的,18年就已经针对80后放开,他们可是最大的育龄群体,但效果可不算显著。然后,我承认政府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刺激新生儿数量。但是,我不认为政府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像解决新生儿数量不足一样解决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无可避免的逼迫政府去杠杆,减少扩张和投资,追求稳定。这样的事实和短中期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性质上的冲突,如何平衡一个经济体向前跃进和发展的需求与追求和稳定福利的需求会极大挑战领导层的集体智慧和行政手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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